并且，该条例第2条还将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家庭活动中所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排除出了调整范围。
(90)所以，要寻求知识互动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要围绕如何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开展工作。本文的一个发现是，在共同诉讼案件中，法院在判决中适用比例原则的次数较多，并且数量呈现逐步增长趋势。
转译则有两种含义：一是语言学含义，即把一种语言中的说法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说法联系起来。⑦20世纪90年代末，从行政法学界开始，各部门法学的学者对比例原则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沃尔夫冈·伊瑟尔则强调接受者的参与能填补空隙。无论如何解释，这种既要也要的逻辑都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之处。(63)比例原则在德国语境下的原初意义在中国也同样产生了本土化改变。
法官负责将法律体系适用于具体现实，学者则将实践中涉及的原则和规则加以形式化。(51)[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刘瑞华译注，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7-189页。反对理由(4)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性理由，萨维尼一生致力重述罗马法体系、投身于法学教育事业，正是试图为构建德国的法典提供智识等技术条件支撑，因此他并不反对法典化本身，随着相应条件的成熟，这个反对理由也会不再成立。
进入专题： 法典化 法典观 法理 法典学 。因此，重塑一套符合新时代精神要求的法典观，构建一门以法典观为理论内核的法典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基本使命，也是发展繁荣中国法学的创新方式。张文显：《人权事业发展的丰碑》，《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更有不少欧陆法律学者转而号召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希望以此解决自身根深蒂固法典化传统所滋生的众多问题①，甚至提出了反法典化、解法典化、去法典化、后法典化的主张。
(58)莱布尼茨作为代表人物，也正是基于对作为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典范表征——科学的信仰(科学主义)，试图构建出一套法典化的法体系，法典成为其所信奉的科学主义精神所蕴含和标榜的明确性、完整性、体系性、确定性在法律场域的集中体现。(78)有关主张法典开放性的具体例证，参见江平：《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法制史中同样不乏众多影响巨大的教会法典，17世纪以来，近代西方的法典化趋向则愈发凸显。本义是典册、典籍，指有垂范价值的重要文献书籍。美国同样可以因为抵抗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转而对欧陆的法国保持亲和性，进而掀起了短暂的法典化运动。但是，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如卡斯滕·施密特所言：法典化理念的讯息是对实现以科学为基础的法治的呼吁，但这一呼吁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立法者。
参见张文显：《中国民法典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精神》，《经贸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正如卡纳里斯所言：体系作为具体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分享了法秩序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和法秩序一样，体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表现出历史性的结构。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詹姆斯·高德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张晓军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1996年第5卷。因为即便是在具有发达的法典和悠久的法典化传统的欧陆法治国家，立法者边缘化的信念也在不断扩张，法典和法典化面临遭受质疑、批判的境况。
(29)莱茵哈德·齐默尔曼：《法典编纂的历史与当代意义》，朱淼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第27页。因此，作为复杂系统的法典需要借助于集成化的方法进行创制。
这也是为何，即使是并不普遍存在官方正式成文法典的英美法系，也从不缺乏从学理角度体系性重整既有各类纷繁复杂的法律规范类型尤其是判例的努力。三、立场与理由：反法典化与法典主义的辩驳 虽然人类法制文明史上的法典成果和法典化活动源远流长，但是大规模、普遍化的法典化运动主要是一个导源于17世纪末法律科学的现代社会的现象，真正对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理论反思也主要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后，是否应当创制法典和推进法典化，成为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的争议焦点之一。
法典指向和调整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实，一般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区分度的社会领域。(76)卡斯滕·施密特：《法典化理念的未来》，温大军译，《北航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37)参见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页。通过区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借助于范畴规定事物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有限集合，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范畴(内涵)，并且划定范畴的明确边界和指涉范围(外延)，范畴由此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均质单位，我们进而通过这个范畴清晰地区分此事物与彼事物，只要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列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用这些充要条件所表达的本质特征、共同属性来予以描述。(37)综观现代社会以来这些颇具影响力、较具代表性的支持和反对法典化的学者和理论，各方主要是从法律性、社会性、技术性、哲理性四个基本维度辩论是否应当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这些理由可以划分为支持或反对(作为一种特定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化的内在理由(一般抽象性理由)与外在理由(特定偶然性理由)。其一，法典是一个具有层级高低和中心边缘之分的原型范畴，综合性、体系性和集成化是法典的主要特性。
反对理由(3)也不成立，相对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的判例法，法典化的法律显然更容易为人们所获悉和认知。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九章。
(53)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6页。(29) 第二，创制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不仅需要依赖于一种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而且需要其他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实体条件的支撑。
内容提要：法典(化)的历史经验和普遍实践引发了诸多围绕法典(化)基础法理问题的争议，认真对待法典和法典化要求我们重访法典(化)的基础法理问题。(23)参见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一编。
《意大利民法典》和《荷兰民法典》甚至包括了商法部分。我国法律之统一，自《法经》始(20)。彭诚信：《宪法规范与理念在民法典中的体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26)参见钱学森：《创建系统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8页。
然则前所列举之七种法，与夫不见于传记之他种成文法，乃至各国未著于竹帛之惯习法，当莫不为《法经》所网罗。例如，多数欧洲国家都拥有涵盖了整个私法领域的法典，法国、德国即是典型。
(31)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上、下)》，袁治杰译，《中德私法研究》2015年第12卷、2016年第13卷。意识到了法典必然需要借重于法官的合理自由裁量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支撑。
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56)(4)萨维尼反对编纂法典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其时德国编纂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尤其是德国的法学家尚未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方法准备。
同时也不对其他法典、法律形式甚至社会规范采取排斥、封闭的态度，而是注重通过法典与法典之间，法典与单行法、习惯法、判例法之间甚至法典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系统整合、协同配合，共同发挥在治理体系中的相应作用。(72)参见格尔茨：《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八章。(80)参见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51)因此，殖民活动既曾推动法典化运动的传播，也曾引发人们对于法典化的抵制。
(62)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上、下)》，袁治杰译，《中德私法研究》2015年第12卷、2016年第13卷。同样，当我们把《法经》《唐律》和《民法典》相提并论并都视为法典之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而这些有关法典和法典化的基本法理问题，同时触及了法典与其他法律形式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关系问题。(二)法典的范畴类型：作为原型范畴而非经典范畴的法典 语词是表达概念内涵进而通过内涵指称事物的外在符号工具，但存在诸如词不达意得意忘言等众多语词无法充分凝结表征事物整体特征的内在局限。
典籍形式的重要性，表征的是记载于其上的内容也应是人们信奉遵守之物，因而引申为常道、准则之意，所谓吾子顺先典，后世进一步引申出制度、法律的意涵，又引申为礼节、仪式和典礼。(17) 由此可见，我们似乎并不能将意指作为成文法的一种特殊形制的法典概念，视为一个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经典范畴，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层次性、等级性、程度性、类型化的原型范畴。
